10万亿大刺激当然必要，但刺激方向若偏离了个人收入，将酿成大祸

内容提要：

刘世锦承认总需求不足是经济困局的根源，但他未能观察到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是总需求不足的根源。10万亿或者更大规模的经济振兴方案有必要，但如果资金不能直接用于增加个人收入，将会积累更大更多的经济风险。推动经济重启，一要重点发展民营企业，二要重点提高个人收入，绝无其他捷径。其实无需新增债务，将国有资本中用于投资的资金，划出一半用于增加个人收入即可。

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的一段关于如何恢复中国经济增长的建议，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和热议。

刘世锦的核心观点是，以发行超长期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1-2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的轨道。

刘世锦的观点包装得非常巧妙，可以非常容易地唬住很多人。但仔细看了他的整个演讲后发现，他的这个观点只不过是在继续发债、继续投资基建的老套方案上，加上一张吸引人们眼球的印着“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10万亿刺激方案”的封面而已。

一、刘世锦承认总需求不足是经济困局的根源，但他未能观察到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是总需求不足的根源。

与很多人不承认中国人缺乏与供给端的产能相匹配的购买力不同，刘世锦承认中国经济面临着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他还承认，总需求不足是目前经济低迷，以及因经济低迷所引发的一系列棘手问题的根源。他在讲话中也表示，要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的起因区别开来。就业、财政、消费、地方债务风险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总需求不足以后才带来的。

不过，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刘世锦对总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得过于表面，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

他在讲话中表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大约占三分之一，即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还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在0.46以上，我国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收入结构有关。他认为，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收入差距比较大，中等收入阶层萎缩，低收入群体消费潜力有限，导致了经济陷入低速甚至停滞或后退的困境。

但他有意忽略了，或者是基于其身份与立场，他并未穿透中等与低收入群体收入严重低于供给背后的制度性原因。那就是三郎多年来一直强调的，需要调整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

正是这个与长期依靠投资基建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投资型经济模式相配套的公有权力收入比例过大、个人收入占比太小的收入分配制度，压低了个人收入，压抑了国内的购买力，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供给过剩。

关于个人收入，我们需要了解两个事实。一是个人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我们从40年前的50%以上逐步下降到了现在的45%以下。二是发达国家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一般在70%左右，全球平均水平在60%以上。

能否看到国民收入分配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一关键点，决定着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方案的有效性。很可惜，刘世锦没有看到这一点。

二、10万亿或者更大规模的经济振兴方案有必要，但如果资金不能直接用于增加个人收入，将会积累更大更多的经济风险。

网络讨论刘世锦的方案，大多数集中在10万亿刺激资金够不够用的问题，多或少的方面。实际上，5万亿还是10万亿，或是20万亿，数字的多少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些钱，怎么用。是用在增加个人收入上，还是假借促消费的名义，继续用于项目投资、基本建设，继续扩张产能。

在如何扩大需求提振消费的问题上，刘世锦提出了一套“一揽子刺激+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具体来讲，其方案包括三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重点要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将投资重点从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物质资本投资，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人力资本投资。

二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三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市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这是一条赤裸裸的发债搞大基建的建议啊！

刘世锦认为，这样做可以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由4亿人口增长到8亿-9亿的倍增目标，有助于较快在边际上补齐总需求不足的缺口，带动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性循环轨道。

这三点建议，充分暴露了其方案，不过是一张印着“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10万亿刺激方案”的吸引人们眼球的封面，翻开封面，里面的内容全部是继续投资基建的老套路。

首先，其第一点，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人力资本投资。在总人口持续下降背景下继续投资修学校、修医院，修劳动就业培训中心，修人才市场，请问，这与投资工业有多大区别？这样的投资能够增加就业吗？能够增加个人收入吗？投资服务业与投资工业，都属于投资供给端，增加供给。唯一的区别是，工业供给超过需求还可以想办法低价出口，学校、医院、培训中心、人才市场多了，只能闲置浪费。

其次，其第二点，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纯属空话。不取消通过将公共服务捆绑其中用来管控人的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城市户口的流动人口都无法享受当地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又能如何？

不过刘世锦一句“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就完全暴露了其真实目的，各级公共财政发债，全民偿还这些债务，用来收购地产商的库存房子。地产商不能降价销售吗？地产商不能破产吗？所有的企业如果遇到困难都能由财政拿钱来延缓其生命吗？

至关重要的是，就算各地财政真的花几十上百万收购一套房子能够分给一家农民工居住。农民工的就业怎么解决？其他2亿多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怎么解决？现在各地多的是劳动力，差的是就业岗位，买房吸引农民工来挨饿吗？

三、推动经济重启，一要重点发展民营企业，二要重点提高个人收入。绝无其他捷径。

道理很简单也很朴素，提高个人收入，只有三个途径。一是提高就业率，降低失业率；二是就业单位要提高其收入水平；三是公共行政机构要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和保障水平。

而前两个途径，需要企业一方面扩大劳动岗位，一方面增加盈利来提高工资水平。几十年的实践反复证明，增加就业，国有企业靠不住，只能依靠民营企业。所以，要提高个人收入，必须同时发展民营企业。

发展民营企业，发多少文件都没用。只有立法禁止国有企业进入竞争性领域，实施第二次国企改革，将国企从竞争性领域中撤离，将竞争性领域完全交给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才有可能依法经营，自由竞争，持续发展壮大。因为国企与公共权力天然的血亲关系决定了，只要有国企存在的地方，民企与国企必然无法公平竞争。

国企撤离竞争性领域，可以向民营资本出售其股权或资产，也可以并入非竞争性国企，或者宣布解散。可以通过贷款为民间资本提供收购退出国企资产的资金缺口。

增加个人收入，我们也需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

措施一，可以在一定期限内，通过财政出资，为民企就业者和灵活就业人员代缴全部或部分的社保费用，来换取企业以不低于代缴额来增加个人工资。按每人每年补助5000元计算，6亿劳动者一年只需3万亿。

措施二，可以由政府出资，将灵活就业和民营企业退休人员的社保待遇，从现在不足公务员的一半，提高到相当于公务员70%左右的水平。解决这一问题，每年大体需要3万亿。

措施三，在1-2年内，直接向所有中国公民，每人每年发放3000元消费金。每年需要4万亿。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坚持2年，个人购买力每年能够增加三分之一，基本上能够消化现有的生产过剩，进而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两年后，刺激措施就可以顺利退出。

而如果坚持刺激供给端，短期虽然能够增加GDP，但无法同步增加个人收入，只能导致更为严重的供给过剩。一旦刺激措施停止，经济就会迅速失速、下行。

四、这样的方案无需新增债务，将国有资本中原有用于投资的资金，划出一半用于增加个人收入即可。

既然大家都承认，目前的经济困境表现为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置个人收入太低的现实于不顾，一味地坚持投资基建来刺激供给呢？

目前我们每年大约有50万亿左右的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其中国有企业和财政资金大约占一半左右。我们只需要将这25万亿左右的国有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中的40%，约10万亿用于上述三条增加个人收入的措施。

这样的资金来源安排，一方面无需新增公共债务，另一方面，顺带控制了无节制的供给端的投资扩张，有利于更快地达成供求平衡，推动经济良性发展。

【作者：徐三郎】